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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之比较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藤田(Fujita)[1]、克鲁格曼(Krugman)[2]、维纳布斯(Venables)[3] 和蒲格(Puga)[4] 等以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以下简称D-S模型)[5] 为基础,用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市场外部性(亦称金钱外部性)等理念构建新的经济地理模型,掀起了一场“新经济地理学”革命[6]。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最新研究成果被联合国、世界银行、WTO以及各国政府广泛用于指导贸易和发展政策与实践。对于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和发展过程,国内已有学者陆续进行过系统介绍[7~14]。也有学者开始结合中国的案例展开新经济地理学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15~19]。但是,由于涉及非线性演化和复杂的数学演算,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相比,新经济地理学展示出较多的理论难点;此外,经济学与地理学界的门户之隔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有关学术讨论和沟通的不便甚至误解。一些观点对新经济地理学的某些理论缺陷从各个不同视角展开了批判[20~22],还有一些观点则强调在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之间存在根本对立[23,24]。
    为了增进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解和研究,近年来,杨开忠教授连续几年邀请作为新经济地理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藤田(Fujita)教授在北京大学面向全国举办新经济地理学研讨讲座,北京大学及其他高校的许多青年教师和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积极参加,密切跟踪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前沿。本文拟对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进行比较,对一些重大理论假设、研究方法与特点进行简要分析,力求通过讨论廓清对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之异同的正确认识,并以此为基础阐述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以期推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应用以及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领域的学术交流。

        1 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

    要理解新经济地理学,首先必须弄清楚它的理论渊源。新经济地理学革命其实是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最新发展及其在经济地理学领域的传播和扩散。将新经济地理学置于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大背景之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它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联系与区别。
    早在1776年,斯密[25] 在其经典的《国富论》中曾经论证,以分工方式从事的生产明显地表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20世纪20年代,扬格[26] 通过对斯密定理“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进行天才性的阐发,提出“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即后人所称的扬格定理),扬格的这句话成为揭示报酬递增内在根本机制的点睛之笔。然而,长期以来,建立在报酬不变技术假定之上的传统新古典经济理论一直处于统治地位,斯密和扬格基于劳动分工的报酬递增思想却几乎被人遗忘。
    1977年,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以严密的数学逻辑将张伯仑垄断竞争模型形式化,在垄断竞争的框架下研究报酬递增,激发了经济学界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第一波,其后又引发了贸易和增长理论研究领域的革命,导致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的迅速成长。D-S模型以严格的数学逻辑演绎了斯密—扬格定理:导致经济进步的报酬递增源于分工和交换的演进所产生的动态正反馈机制,分工导致效率的提升、收入的增加和市场规模的扩大,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又为进一步分工开辟了空间,分工既是经济进步的原因又是其结果。如果说新贸易理论研究的是扬格定理中所隐含的市场结构与规模的演变,新增长理论揭示的是扬格定理中所阐发的增长逻辑,则新经济地理学是沟通扬格定理中的市场演变与增长逻辑的桥梁。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可以被视为D-S模型的空间版本[15]。“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将传统的贸易理论所强调的趋同力量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发展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趋异力量融入到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内。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它使得我们可以将趋同力量与趋异力量与微观经济状况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与经济一体化过程相关的基本倾向,以及区域政策可以怎样地影响这些倾向”[27]。

        2 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不同理论假设及其后果

    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一个最显著的差别,在于前者采用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多样化需求假设,而后者采用完全竞争、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减)和同质需求的新古典假设。传统经济地理学认为,在区域之间不存在基本差异的情况下,运输成本的存在将导致经济活动沿空间均匀散布,运输成本的变化对厂商区位抉择的影响是线性单调的,这从古典的杜能模型及后来的阿朗索模型可见一斑。然而,传统经济地理学无法清楚地解释现实世界的经济活动集聚现象。20世纪初马歇尔(Marshall)[28] 用“外部经济”这一说法笼统地解释经济集聚。这种外部经济表现为厂商层次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性的报酬递增。厂商和产业之间存在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与市场规模之间形成“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式的互动,从而导致经济活动的积聚。
    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用外部经济和产业联系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产业集聚,但是,人们却不清楚这种外部经济源于何方。新经济地理学的长处恰恰在于它能够解释传统经济地理学所不能解释的问题。
    采用D-S垄断竞争框架的新经济地理学讲述的是一个包含2个部门(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具有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经济的故事。这里,农业部门的特点是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减),生产单一、同质的产品;制造业部门的特点为垄断竞争和报酬递增,生产大量的细分产品。作为经济中的需求方的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而消费品的生产具有厂商层次上的递增报酬或规模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导致多样化消费与专业化生产的报酬递增之间的两难冲突。如果经济规模(人口)或可用资源增加,则有更大的市场空间来平衡上述冲突,专业化生产的报酬递增和多样化消费可以同时兼得。垄断竞争的性质决定了在一个市场中每一品种只由一个厂商专业化生产[29]。
    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宏观层次的外部经济有其确定的来源或微观基础:厂商层次的报酬递增通过产业联系转化为市场范围的外部经济[30,31]。
    前面说到,在报酬不变的条件下,运输成本的存在将导致经济活动沿空间均匀散布,经济体将被分割为分立的市场。而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运输成本对市场产生的分割效应却是非线性的,运输成本的变化通过影响产业联系所产生的向心力与运输成本或土地租金成本所导致的离心力之间的微妙平衡,导致多样化消费与报酬递增的两难冲突的微妙变化。在运输成本的高端,厂商享有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将随产品或投入品运输距离的增加而迅速衰减。厂商集聚在狭小的地理空间虽可以享受相当强的后向联系,却很难取得远方市场的前向联系,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加在一起形成的向心力(或正反馈效应)难以压倒源于空间距离的运输成本所形成的离心力(或负反馈效应)。就地供应市场的需要促使厂商将生产活动分布在不同的市场区域,每个区域只有有限的厂商以报酬递增的方式生产有限的品种,区域专业化和产业积聚无从发生,市场空间格局表现为高度分隔。
    随着运输成本下降到中间段,运输成本对市场可达性构成的制约大大减弱。一方面,厂商集聚在狭小的地理空间仍然可以享有相当强的后向联系;另一方面,集聚的厂商享有的前向联系水平显著上升。在运输成本下降到某一临界值时,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加在一起形成的向心力(或正反馈效应)足以压倒源于空间距离的运输成本所形成的离心力(或负反馈效应)。每一家厂商在权衡了集聚和非集聚生产情形下的总的经营成本之后,会发现集聚生产情形下的总成本节约高于分散经营情形下的总成本节约,专业化生产和集聚因此发生,高度分隔的市场趋向于一体化。
    当运输成本极低时,运输成本对市场可达性的影响极弱,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不再显著。远离积聚地可以使厂商避过对不可流动的要素(如土地)的竞争,由此而产生的成本节约甚至可以超额补偿因远离积聚地而导致的采购成本的窄幅上升。因此,在运输成本极低的情况下,产业集聚又再次变得不可持续,经济活动再次趋向于沿地理空间扩散。

        3 内生与外生之分

    传统经济地理学模型大多是外生性的模型,无论是杜能(von Thunen)[32]、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33] 和廖什(Losch)[34],还是柏克曼(Beckmann)[35] 和阿朗索(Alonso)[36],他们在研究城市和经济集聚时都将其视为事先给定;齐夫(Zipf)[37] 在研究城市等级体系时同样假定城市及其等级是外生给定的。米尔斯(Mills)[38] 和亨德逊(Henderson)[39] 的城市经济模型亦事先假定外部经济的存在,哈里斯(Harris)[40] 的市场潜能模型和普莱德(Pred)[41] 动态化的经济基础系数模型同样如此。总之,传统经济地理学无法解释城市和集聚,也无法说明外部经济由何而来,它只能通过外部基本特征方面的差异来说明城市和生产结构上的差异——它一开始就假定有市场大小不同的城市或区域的存在,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大小差异,特别是为什么原本非常相似的国家、地区或城市会发展出非常不同的生产结构;它也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一个部门的厂商趋向于群集在一起,导致区域专业化[42]。
    相反,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是内生性的,它们不需要通过外生差异(如山脉、河流、海港等自然条件的利弊)来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通过报酬递增、运输成本、产业联系及市场外部性之间动态、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可以内生出经济活动沿地理空间依倒U形轨迹演化的规律,即使是从原本非常相似的国家、地区或城市也可以内生出这样的规律。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还可以通过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和区域之间内生的工资差异来解释产业向不同地区或国家的渐次扩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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